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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想要辦1張功能性的信用卡
最好是優惠多 首刷禮又讚的~
因為累積 里程 信用卡的功課一定要做好
所以我去PTT信用卡版找關於累積 里程 信用卡的問題
我發現鄉民手上都不只一張信用卡
原來是每張信用卡都有他不同的用途與特色
所以我整理了網友們幾乎都大推的三張信用卡:
匯豐現金回饋御璽卡/花旗現金回饋悠遊卡/花旗饗樂悠遊卡
可以看我下面的整理心得
關於累積 里程 信用卡的疑問應該有你想要的答案: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1年，陳水扁政府率先推動學習英語，將英語引進小學五年級的學科。隔年，當年的台北市長馬英九談論台北競爭力時，認為如果不設法推廣英語能力，台北的競爭力就會受到影響，馬英九援引托福成績的數據，指出台灣學生的成績已經落後南韓、中國與泰國，台灣與北韓在同樣的名次上。
「英語力」被操作成國家競爭力
2007年，《天下雜誌》提出「英語力」的概念，但著重在個人層面，一直到兩年後，馬英九上任，這種將國家或城市競爭力與個人英語能力掛鉤的論述，才正式在國家政策領域成為由研考會所擬的《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
在這份計畫中，行政院的看法是，台灣必須使用英語力來增強國際服務的品質，並提升各大城市的競爭力，如此便能強化台灣的國際化。同樣地，計畫引用了托福與雅思的成績名次，認為台灣學生的英語競爭力連同野心，已經落後新加坡、香港、中國，「甚至泰國」的學生。
《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的母計畫是馬英九「愛台十二項建設」下的「智慧台灣」項目，投入了五億新台幣來加強「英語力」。
「英語力」的說法，跳脫了個人層級的「英語能力」，將此連結到更高層級的集體競爭力，並且這套說法非常被企業買單，更成為各大英語檢定機構的「活招牌」，招著手要大家趕快從口袋淘出一千到六千元不等的報名費，去換取各種檢定證書。
2010年，在研考會出版的一本專刊中，當時的教育部官員林聰明聲稱，「阻礙台灣擁抱世界的障礙就是單語環境」，專刊並依據IMD在2009年所做的世界競爭力排行，點出台灣的英語能力在亞洲只贏過日本。
2013年，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出版的刊物中，援引教育部官員的談話，指出「增強英語基礎教育才能強化國力」，再往下看，發現LTTC將官員的發言用以支持LTTC舉辦英檢的成功與卓越。
全民英檢承辦單位LTTC 壟斷台灣英檢產業
其實早在2004年，台聯就曾公開點明LTTC壟斷台灣的英語檢定產業，後來LTTC更因為浮報英檢初級所對應的托福成績，而被公平貿易委員會罰款一百萬台幣。
LTTC最早是冷戰期間，1951年在美軍援助下成立的機構，最早叫做「英語訓練中心」，主要是提供英語課程給那些美援下赴美學習技術的人員，1978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隔年「英語訓練中心」更名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並在1986年登記核准為財團法人，由台灣大學校長兼任董事長。
LTTC在2000年開始辦理「全民英檢」，開辦短短兩年，就有多達二十七萬人應考，起初幾年就有高達約五億元的年營業額。
翻開當時LTTC宣傳全民英檢的相關新聞，指出全民英檢是大學末代聯考結束後，用來?量申請大學者、面試工作者英語能力的指標，「一個想要坐在有冷氣外交部門辦公室裡的警察，首先要通過全民英檢，如果他的英語在這項考試上表現得夠好，不只可以在辦公室裡躲太陽，他的薪水也會急起直追。」
陳超明創GEAT協會 推廣各種英語檢定
在差不多的歷史背景下，2002年，一個名為「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GEAT）的社會法人在內政部登記成立，他的財產總額顯示只有兩萬元，法人代表是陳超明。雖然說是要推廣「全球化」，但這個協會的目光其實只有「推廣英語」，並且，與其說是「推廣英語」，倒不如說是「推廣各種英語檢定」。
GEAT相信一套叫做「語言管理」的思維，陳超明在2014年，即以這個概念出版了《語言管理」一書，在裡面，陳超明將「英語力」的精神用另外一種樣貌呈現出來，他說，「一個有競爭力的公司，應該好好管理員工的英語能力；並不是政府要對一個公司的競爭力負責，而是公司自己的語言管理要負責」。
陳超明作為台灣英語教育政策中關鍵的學界智囊，曾經揶揄過丟鞋抗議的學生「丟鞋不如丟英語能力」（不知道是不是叫學生用英語罵官員的意思），他聲稱《語言管理》一書是本「學術專書」，全書出發自語言學觀點，不過，閱讀全書，卻發現鮮少語言學能夠佐證的橋段，相反地，這本書更像是要「教訓」台灣年輕人沒有競爭力是「咎由自取」，也有強烈訴求企業管理高層作為讀者的企圖－－這是一本寫給大老闆看的書。
陳超明本身專業不在於語言學或語言政策，而在文學，細讀《語言管理》會發現他以許多似是而非的管理學語彙蒙混過關，讓外行人以為是出自語言學專業之口，此書一出後甚至成為多益（TOEIC）等英語測驗機構專刊的「活廣告」，整本書可視為陳超明個人鮮明的「全球化＝英語」意識型態之拼湊之作。
每屆台大生 至少貢獻228萬給英檢機構
2015年，LTTC一改過去禁止小學生應考英檢的政策，反倒推出「小學英檢」的服務，讓全國各小學的學生也成為LTTC的客戶，此政策一出，基層英語教師忙得東倒西歪，在僅僅只有三百單字的詞彙範圍內，檢測小學考生的聽說讀寫能力，說得好聽，是要提供一個平台讓已經延伸到三年級開始的小學英語課程，能夠有一個統整性的評量，那麼這種檢測，為什麼不是由教育部無償提供，而要讓每個小孩家長掏出1200元的報名費？
許多大學的畢業門檻是你必須參與英語檢定，你不能夠選擇直接參與校內的英語補救課程，你必須一定要去繳上千元報名費給檢定機構，然後拿著沒有通過的成績單回來，學校才願意讓你上補救課程。換言之，無論如何，每個大學生畢業前一定會奉獻給檢定機構一筆報名費。以台大一年新生約四千人來說，扣除外籍生與英語免修生後，剩餘的差不多兩千八百名學生，通通都至少會在這四年繳一次報名費給英檢機構，以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八百元來算，每屆台大學生就至少貢獻228萬的營業額給檢定機構，更別提其中有些學生考量GEPT國際不適用，改考費用動輒五千元以上的托福或雅思，這個數目只會更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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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超明養大英檢業者胃口
在語言學家何萬順最新的文章「英語畢業門檻？大學別再自欺欺人」裡，他明確指出陳超明之流如何養大英語檢定業者的胃口。在政大最初通過英語畢業門檻的校務會議上，陳超明說了這樣的話：
「因為你再開多少課噢，其實我看過很多研究報告，在加州曾經做過研究報告，開多少課，其實對學生來說是沒有用。我看，50門課噢，它是不是會提升他的能力，是沒有用。一次考試可能它的效果會比50門課更高一點。那，那因為他有學習上的動機，因為學生上課完，這上完課就就回家了嘛，對不對？所以說他的……他曾經做過實驗，加州曾經用數學科做實驗。他給學生補救數學，補救很多課，其實沒有用。他說他數學要做全州的檢定，突然一下子，分數就上升了。大概是這樣，謝謝。」
何萬順指出，陳超明這一席毫無科學根據的談話，竟然變成後來包含政大在內的許多學校，設立英檢畢業門檻的主要「學理依據」。
何萬順引述另外一段《有話好說》節目中的談話，更顯示出陳超明將英檢與英語能力畫上等號上的偏執：
「龍華科大校長葛自祥日前在公視節目上為英語畢業門檻強力辯護。因為他同時是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明譽理事長，所以他的立場甚具代表性。但是龍華科大的英語畢業門檻就只有區區多益350分（新制225分！）。陳超明批評說，『多益350分，根本就是欺騙自己』，認為這樣的門檻『毫無意義』。」
然而，何萬順指出，陳超明的意思「當然不是建議他們把門檻廢掉，是希望他們把門檻提高。但是這樣必然使得學生更不易通過，考多益的次數必然大幅增加。這是多益代理商最為樂見的，不是嗎？」
英檢機構收取過高報名費 創造考試需求錢滾錢
社會語言學上，不乏質疑語言檢定產業的論文。以下舉日本與多益的例子。
多益是1979年由ETS成立的考試，這個美國機構同時也辦托福和GRE，我可以說ETS就是全球最大的英語檢定斂財機構。多益最早是為了回應某個日本企業家希望ETS創造一個專為日本英語學習者提供的英語檢定，單單在2008年，日本的多益應考人次就多達一百七十萬次。
在日本，多益是透過國際商務溝通機構（IIBC）登記辦理。IIBC非常積極地透過各大媒體推動多益考試的效益，也邀請相關學者進行相關研究，研究的成果大多是用以強調英語技能逐步成長的需求，以及目前商界人士英語能力的不足。根據IIBC自己在2009年的調查，553家日本公司中，高達64%的公司對員工實行英語檢定，其中99.4%都使用多益。
2009年，《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開始質疑IIBC在推廣多益考試中的獲益，儘管IIBC登記為非營利團體，卻從考生身上收取了將近90億日幣（27億台幣）的報名費，並且完全沒有列出這筆錢如何使用，以及，IIBC與負責宣傳和銷售多益考試的營利公司過從甚密。
其實在美國的ETS也在1996年建立了昌西集團（Chauncy Group International ），為了擴展ETS在針對專業與政府機構的英檢市場中，所占的市場比例。昌西集團所做的，並不是針對既有需求提供考試，而是透過種種手段，包含發布研究報告，創造出「考試需求」，昌西集團的資金來源，就是ETS其他考試學生的部分報名費。
簡單來說，全世界的ETS相關附屬機構，以及類似做法的檢定機構，都收取了過高的報名費，接著利用這些多出來的報名費，來更進一步連哄帶騙地創造更多考試需求，比如說服大學機構、公司行號採行英語檢定門檻，以確保他們的員工或學生品質，這裡面的說詞很難保證有多少是真的或真的那麼有必要的，但目的是要創造更多營業額－－用錢滾錢。
繼續以日本為例，主要的英語會話教花旗威秀優惠套餐育機構推出一系列準備多益的課程與其他獨立的「相關課程」，日本亞馬遜網站上就能發現超過一千一百本由IIBC出版的多益練習書。
英檢被側重的不是英語能力 而是利益
學者Kubota認為，像是多益這樣的檢定，更多是一個簡便的工具，這個工具用來量測一個人「努力的程度」而不是「英語能力」本身。許多企業中的管理階層其實是知道這些考試成績不必然反應英語的溝通能力。如同一個Kubota的訪談者所說，「那些可以和英語博鬥的人，也能和其他事情博鬥」。真正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經濟中所被需要的，是工作者能否對於不穩定環境適應的能力。
關於英語檢定的，所被側重的終究不是英語能力，而是利益，以及把更大尺度事務歸諸於個人、讓個人肩膀上愈扛愈重的，一種意識形態。
※本文出自【英語檢定的真相】，作者萬宗綸授權提供，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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